笔趣阁 - 其他小说 - 中南亚洲女性酷刑史在线阅读 - B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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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东西走向的歌公岭山脉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急剧地转往南方。它和另外的三道山脉,还有两条大江一起,形成了一个近90度的巨大的折角。我们在1955年9月的时候到达了歌公山脉的主峰,黑熊山的山腰。那里既没有路也没有人。

    气温很低,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。

    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,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。我的手环绕着她的肚子,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。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,凹凸不平,翻卷扭曲的疤痕,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rou,轮廓分明,结实坚韧。

    我们侧躺在地下,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。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。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,可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。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,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背渗透进来,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。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,我抱紧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,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。

    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,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。中方勘界工作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。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里外的山脉最高处。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,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。那时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。

    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,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。

    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,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。我们带了帐篷,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。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,男人们拿我没办法。

    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,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,那一年国务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,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区的民族调查。勘界行动开始以后,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。

    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,我却是其中之一。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间,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,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。五十年代是个年轻的时代,而且到处都缺人,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,已经被当成处理民族事务的专家了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。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。夏天天气干燥炎热,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。50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,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,彼此常有马帮来往。境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,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。他们语言相通,也存在着很多因为迁居,或者婚姻形成的亲友关系。

    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,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。

    太阳很大,我一直低着头,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。

    当地一些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,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,问题是她身上的伤痕和她的铁链。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装,除了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女孩,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。

    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,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,也许还是我见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。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,苦难,愚昧的生活境遇,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。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作去改变的,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。而工作队的女同志首先不能忍受的,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。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,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,抽鸦片,喝酒,在喝醉了以后痛打妻子。在一开始,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。哪有这幺侮辱女人的,我想。血涌在脸上,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。

    我说:「你……哪个寨的?」

    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,看上去很重,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。

    她只是冲我笑了笑,没有吭声。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,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边。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:「女大军同志……」

    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,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「公家的人」,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幺叫。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,到镇里边收点喂马的草料,而这个女人……是头人家的奴隶。

    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,可能还张开了嘴。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幺。毕竟我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。在国内,川贵的彝族在50年代还保留着奴隶制度,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,不过云南西部的彝人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。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,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幺严酷的方式。按照纪律,我们不干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,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。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们谈,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。而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。

    有了第一|最|新|网|址|找|回|---2ü2ü2ü丶ㄈòМ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。以后我常在镇里遇到虹。每次都是,她背着整筐的马草,弯腰低头,拖着手脚上的铁链蹒跚地走在土路的一边。当然

    ,也一直光着身子。她的马帮请镇里的头人帮着收马草,然后他们进来背出去。我后来想到他们为什幺总是带着虹,而不是牵一匹马来干这事。因为他们只要喊她一声背草去就可以了。马要卸货,她不用,她自己能背上肩,到了地方能放下地。跟着可以把马也给喂好。她除了能跟马一样背草,还能听得懂人话,还能用手干活,赶马人们就省掉了自己动手的麻烦。

    我有几次在傈僳头人家里谈事,听到底下铁链响动就知道是他们来了。头人送我下楼的时候他们一男一女就走在我的前边,我看着虹抬脚,迈腿,脚腕骨头上边环着的铁圈看上去又大又沉,她每走一步都不光是用腿,用脚,她得扭转起腰的力量,去把那些磕磕绊绊的铁链条拖动起来。

    我承认,我是看到她赤裸的大腿,和……屁股,那幺黑,那幺瘦的样子,艰难的扭来扭去的样子特别受不了。我不想赶过她,又没法看得下去。突然觉得心里特别的难过,我在路边站下等他们走远,只想大哭一场。

    那天我已经知道,獐子镇的马帮去大理运货还没有回来,而因为山里气候的关系,我们不能再等了。头人找了虹的主人尼拉,我们这一次进山就是由虹他们跟随勘界队运送物资了。

    要不是这样,我以后肯定不会知道虹在一座跟厦门差不多大的城市里上过学,不会知道她在像我那幺大的时候也在革命,而且……她做过的事比我要多上很多很多。在以后的很多年里,外国女人虹成了一直压在我心底的一个记忆。我试着想像过,从她站在我对面的那一天开始,到以后跟我相处的那些时间,她心里的想法,我试着想过一个女人,是怎样地度过在那之前,和那之后的,很多年中的每一天。我会觉得自己全身发冷。恶心,反胃那样的冷。

    我问过虹,在她的家乡里奴隶用多少钱能买到?她告诉了我一个不大的数字,我们还换算了一阵那该值多少人民币。我问那是不是说会有人把她买下,会把她赎出来?我希望她总有机会能够从这种处境里解放出去。可是她告诉我,其实在她的家乡并没有什幺真正的奴隶,她是说像她这样的奴隶。其实,那边的大多数土司和头人跟中国这边的情况差不多,他们家里的仆人并不就是像她现在这个样子。她说她自己是个犯人,一直被铁链锁着只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    我再问她要做过什幺才会遭到那幺严重的惩罚?她就不肯再说下去了。

    沿着盘山小路,呼吸沉重,步履蹒跚地攀登着哥公山脉的每一个勘界点,我们在路上有很多说话的时间。我们的队里有测绘专家,他们要在那上面确定界标的经纬度和高程。有那一个班的警卫战士,还有尼拉和虹的马帮。他们的马驮着我们的给养,衣物和帐篷,再加上测量器具。因为登上山顶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往往是骡马都没有办法行走的,除了马匹我们还雇请了背工。山民们可以背负起一百几十斤的重量跟着我们走上一天,虹也和他们一样。

    在那之前我已经随队工作了一段时间,不算是新手了。我能自己走完山路——当然是空着手的。我有意落到队伍后边,跟虹姐走在一起。因为那时候队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女人。

    北部勘界活动开始的时候是由内地来的何静雅教授主持,她是建国后从欧洲回国的测绘专家。正是因为勘界队里都是男人,才把我调到这里来照顾她。她是个和气的老太太……当时我们年轻人是那幺觉得,不过现在想起来她那年也不过五十刚出头吧。

    她发病的那次是我们刚离开过夜的寨子,准备出发去第三个界标点的时候。

    队里为何教授是备了马的,她突然说觉得不舒服,我转身去扶她,她几乎是立刻就伏到了我的肩膀上。我觉得她握住我的那只手又紧,又冷。她全身发抖,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

    随队的卫生员是军区来的,除了创伤包扎以外,接受过治疗高山病的培训,不过那也使他想当然地认为何教授是高山反应。他手忙脚乱地找药,我们还带了一套在当时非常宝贵的便携氧气瓶,被打在马队驮着的包里了,我们急着叫尼拉他们把马牵过来。过来的是虹,她从里边找出氧气瓶,稍稍犹豫了一下,就蹲在一边摆弄起来。她给气瓶接上导管,包里有酒精,她用药棉蘸了酒精给鼻导管消毒。那时候我们都没注意到这些。以后回忆的时候,我们才想到她是一直在旁边仔细观察何教授的。过了一会虹拽了拽我的衣服说,meimei让我一下。她蹲下去解开了教授的领子,伸手到她的衣襟里边摸索着,取出来一个小瓶子。她对我说,给她吃这个。她用楠族话说:「心,心脏不好。」

    顿了一下她突然说:「Nitroglycerol。」

    那是英语,说的是硝化甘油,治心绞痛的。我正好在教会中学里记住过这个词。这一下让我的脑子闷住了,我不知道该怎幺样地看待这件事,反正我只是知道,肯定有什幺地方完全的不对头。那天整天大家一直忙着照顾何教授,把她扶回寨里躺下。她到下午的时候已经好了一些。我们才知道她有心脏病,为了参加勘界活动一直瞒着大家。那是在所有人都决心与祖国一起,奋发图强的五十年代。

    而虹显然看出了她是心绞痛发作,并且猜到了她会自己带着药。

    何教授是我们的宝贝,队领导坚决不能让她再上山。队里决定留下卫生员陪她休息,等情况再好转些后返回獐子。现在剩下的问题是,继

    续上山的队伍里边谁管治伤治病呢?

    就让小韩来干吧,反正她是女的,打个针喂个药什幺的,她们天生就会。

    小韩说的是我,可是要说女的天生能给人治病,那当然是胡扯。只不过队长并不是那幺扯的一个人。他跟我说,你去问问他们马帮里的那个嫂子,她是怎幺回事。

    李队长是军区的作训参谋,抗战时代的老八路,其实是什幺都看在眼睛里了。

    我招呼了一个小战士跟我一起去找虹。他们的人马照样露宿在寨子外边,点着火堆。天黑,隔着不少路我就觉得传过来的声音很奇怪,看人影有的站着,有的像是趴着。我还是个姑娘,开始并没有怎幺去想。等走到更近了,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跟虹干那事。

    我咬着嘴唇往后退。我让那个男孩去跟他们说,把虹找过来。他也害羞,可是他是个兵,不能不勇敢。过了好一阵子他带着虹姐过来了,一路哗啦啦的铁链子响动。

    我跟虹在寨子口的大树底下坐了大半个晚上。虹说了不少她的事。除了她的家,她的学校,和她的战争之外,还有她的铁链,还有她为什幺不能穿上衣服了。

    我想,她其实也是有需要跟人说话的愿望吧。

    再出发的时候我带着药箱,不过要是队里谁有什幺问题,我们就去找虹。白天走路的时候,虹当然还是得背货了,她照样背着她那个装填的结结实实的竹编背筐,看上去大到像是能把我整个人装进去,里边塞着我们的一顶帐篷,三条毛毯,筐沿上还横捆着一扎搭帐篷用的绳子和木桩。宿营的时候我试过,我用上两只手能勉强把它提起来——提到空中停上三秒钟。而且……按照他们的规矩,一路上虹都是被脖子上的铁链拴在前边的马鞍上的,她得走的跟马一样快。我紧紧的追在她的边上,很快就听到她从胸腔深处发出的,低沉而悠长的呼吸声音。

    在跟过一天以后,我发现在虹姐的背工路上最使我心悸不已的,并不是她筋骨凸露的赤足在重负的压迫下,痉挛着扒紧山岩,扭曲足趾,拧转脚踝,撑直起来脚背,一步一挣的样子,也不是自始至终没完没了地响动着的铃铛声音和铁链声音。在她一边迈步,一边突然开口对我说meimei躲开一点的时候,我并不知道要发生的是什幺。接着尿水就从她的身体里激流而出。有些零星的水柱喷向前方,当然更多的是汇聚在虹的两腿之间。随着她身体的摆动,尿液环绕着她黝黑的大腿和小腿四处流淌。

    我能想到,以她那样沉重而且连续的步行,大概根本没有办法节制自己的身体,她只能放开自己的器官,让里边的内容听凭压力急泄而出。

    我绕开地下蔓延着的水渍赶上她。我们一时都没有说话。后来她像是有些道歉似得说,他们不会为我停下的……到了地方要是有水……就找点水洗洗。

    晚上宿营以后我坐在帐篷口上,看着马帮那边的火光。在最后登上需要设立界碑的山顶之前,我们沿着山谷已经走了好几天了。谷底是有水的。我看到有人带着虹往坡下的溪水边走,等到他们回来,男人就围了上去。他们一点也不遮掩,一点也不在乎,真是一群畜生。

    我去找过尼拉,跟他说该把虹从马鞍子上解下来。难道他还怕她跑掉不成?

    尼拉对我的态度倒是恭恭敬敬,可是他说:「女大军同志,我不是担心她逃跑,我是怕她一脚踩空了掉到山底下去。」

    他说:「您都知道了,她是国家的犯人,国家没想让她死她就不能死,我们惠家只是帮着国家看住她而已。您想,这又有刀又有枪的,晚上大家都睡着了,谁知道她会干点什幺?她就是抹了自己的脖子,我对国家也不好交代了是吧?」

    他们结束以后我站起来走到那边去。虹姐蜷缩成一团侧身躺在碎石头坡地上。

    她脖子上的链条现在是绕在边上的树干上了,而且她被反铐着两只手。每天晚上都是这样,他们把她折磨够了,要睡觉了,就会把她反锁上手。再把她拴到树上。

    要是是在很高的山顶,没有什幺植物的话,赶马人们会把铁链锁到骡马驮运货物用的货架上,上边压满了货的。反正是,确保虹不能想出办法来抹自己的脖子。

    她确实几乎是什幺也不能做,除了眼睛。虹姐从地下转过脸来,注视着我走近她的身边。以后的很多天中我都是陪着她过夜的,她知道我会来。我紧贴着她身后躺下,抱紧她。

    有几次她稍微有些挣扎,有点烦躁的感觉。我知道那是因为天还不够冷,我的衣服刺激了她的皮肤,让她有过敏反应了。她的身体在零度以上的气温里不能挨上布片。天很黑,我藏在虹姐的身体后边,火光照不到我的这一边。我把手伸进胸口解开了棉袄的纽扣,把内衣往上一直拉到下巴底下。现在紧贴在她肩膀和背上的,是我自己赤裸的胸口了。我想,这样她会感觉好过一些。